1971年下午的一天，在济南军区院的门外,驻足着一些观望的人群，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在小声地议论着些什么，路旁经过的行人也时不时地瞥一眼，只隐隐约约地听到一群老妇人操着一口纯正的济南口音讥笑地说道：“又是哪个不知道哪里来的人在这乱攀关系了。”

只见一位穿着破旧、脸上满是皱纹的老农颤颤巍巍地来到门口，对旁边的一位哨兵说：“打扰了，小同志，我想找你们军区司令员，杨得志。“

哨兵已经对这种情况见怪不怪了，于是漫不经心地说道：“杨司令员不在家，您老还是回去吧“

老农显然不肯罢休，问道：“那杨司令员大概什么时候会回来？我可以在这里稍等一下，不打紧的。”

杨得志

而哨兵丝毫不在意老农的询问，自从司令任职后，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前来各种打听，不是什么远房亲戚，就是什么革命战友，刚开始大家都还认真核实，但几乎没一个属实的，大家也都渐渐不在意了，司令每天那么忙，这些小事，哨兵们也都随意处理了。

于是哨兵对老农说：“这些都是属于内部机密，尤其杨司令，更不能随意打听。“

老农也没有多说下去，转过身理了理衣服，便在一旁的路口蹲下，目不转睛地盯着军区院进进出出的车辆。

哨兵一开始也没有在意，单纯地以为这位老农可能是累了，无聊地打发时间罢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位老农不仅没有走，反而更加有继续待下去的打算，而且一直注意着来来往往的军区车辆，哨兵心中开始觉得不对劲，就立即前去呵斥道：“不准这样看，车子里坐的都是军区首长，这样很不合适的,你要干什么?”

老农就向这位年轻的哨兵一一细说了此次来的目的,言辞诚恳,情真意切,哨兵觉得这位老农看着也很淳朴,说的内容也挺像有那么一回事的,就把他带进了招待所。

因为当时司令不在，哨兵就先汇报给了贺参谋，贺参谋和老农交谈一番后，越发觉得这老农的身份不简单，等到司令回来后，就把这件事和司令说了说,司令听后,激动不已地答道：“怎么不早点派人通知我呢？赶紧带我前去拜访。”话音刚落，司令来不及收拾就急急忙忙地前往招待处。

两人见面后，一眼便认出了彼此，激动的眼泪从两位老人的眼中流出来……

究竟这位老农有什么来头？能让开国上将杨司令这么上心，以致亲自相迎。

原来这位老农名叫侯礼祥，来自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县的一个小乡村。他从小就十分热爱读书，奈何家中贫困，父母亲身体又不好，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只能勉强供他在私塾读四年书。后来父母亲接连去世，他只得出去谋生。

而那年，他仅刚满15周岁，瘦弱的肩膀便挑起这生活的无奈，本是少年无限光华，奈何时代不幸、命运可悲。他背起了包裹，便一人出外闯荡了。

辗转两年后，当初的稚嫩少年也已不在，走过的弯路和吃过的苦让他对生活感慨颇深，本是一眼看到尽头的打工做农的未来，却不曾想一位人的出现就此改变了他的命运。

那时，中国正处在一个动荡的时代，各种阶级斗争、政治腐败、社会险恶让侯礼祥压得喘不过气，人们踏踏实实打工挣钱，也没有过上安生日子，到处都是闹革命，社会一片人心惶惶。

一次，侯礼祥在做工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大自己几岁的壮汉，长时间的接触让两人经常在一起交心，有一天，这位壮汉突然把侯礼祥拉到一个角落里对他悄悄地说：

“你也知道，现在共产党越来越壮大，也非常受咱们群众爱戴，我一直都知道，你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也想为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把你介绍给党组织。”

侯礼祥听到后，激动不已，自己早就有此想法，奈何一直没有什么途径，如今中国一片水深火热，自己又怎能视之不见呢。

于是，那年仅17岁的他就经过介绍，在1928年5月到达江西参加革命，由于自己出色的表现和坚定的意志，后来就很顺利地入了党。

入党宣誓

不过，因为自己当初没有和那位壮汉讲清自己的名字，在他初见询问自己的时候，侯礼祥让他喊自己为“礼祥“，这样显得比较亲切，奈何没有读过书的壮汉却误以为他姓李，单名一个祥字。那里的人也都习以为常地称呼他为”礼祥“。可谁知道，偏偏是因为这个误差，才让后来的侯礼祥遭受了很多的不如意，以及误解和非议

所以，当登记入党的时候，由于大脑里惯性的记忆，顺势就写成了“礼祥”，忘了写自己的姓。当时的一个小兵看到后，以为他写错了字，便给他提醒道，是这个“李”，侯礼祥想自己的文化程度也不是很高，想都没想就改了过来。也就是从那以后，侯礼祥便以“李祥’自称。

在部队里，侯礼祥也非常勤奋，每日早早起床训练，同时也虚心请教自己不懂的问题，时刻保持一颗学习的心，有时候甚至忘了吃饭，在每次评选优秀士兵的时候，他总能占据一席之位，所以领导对他也是很欣赏，不断地培养他。

但他从来没有因为自己受领导器重而认为自己有多跟其他人不一样，，相反他总是低调做人，高调做事，也经常帮助队友，有时候甚至拿出自己本就不多的月钱贴补队友，他总是笑呵呵地说道：“我一人也用不到，家中更没有什么亲人，能帮助你们挺好的。”

在与敌军每一次战争的时刻,侯礼祥也总是勇往直前,冲在队伍的前锋,他把生命早已置之度外,始终坚持着自己的革命信念.

随着国内形势的复杂，各种反华势力的入侵，国民党也一次又一次地不惜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资源去遏制共产党的发展，让当时的共产党几乎是寸步难行，艰难地应对了国民党的一次次围剿。

1933年9月，中央苏区的红军开始部署第五次反围剿，由于中央领导人博古和王明等人的“左倾”错误思想，实施了一次又一次错误的方针和路线，致使红军屡战屡败，而苏区也是日渐缩小。

1934年4月，中央红军在江西省广昌与国民党进行决战，红军更是损失惨重，形势岌岌可危。3个月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军第7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挺进，准备建立新的苏区。

而到了10月初的时候，国民党乘胜追下，迅速占领了中央苏区的一些中心区域，此时红军内部反围剿的希望基本破灭，于是不得不转移阵地，进行长征。

在长征期间，侯礼祥更是领头部队的先头。他当时所在的部队正是第一方面军一师一团一营，他深感自己身上担负的使命之重，既然位于先头部队，那就要更要有“一”的样子。

林彪

当时在这个军团中，军团长是林彪，师长是李聚奎，团长就是杨得志，而李祥（侯礼祥）则任营长。

作为先遣部队的营长，侯礼祥要做很多事情，因为白天容易被敌军的飞机勘测到，所以经常夜里带领队员探测前方线路，避开敌人封锁点，为大部队找寻相对最优路线。据当时的红军战士回忆说，在大家休息的时候，总能看到李祥（侯礼祥）穿梭在各个部队里，询问探讨问题，也经常看到他忙碌，带领部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长时间的接触和交流让杨得志团长对侯礼祥非常看重，他由衷地感到欣慰，两人经常在一起交心，有时候也会构想一些革命成功后的未来打算。

在接下来的漫漫长征之路上，侯礼祥积极地参与每一次的战斗中。例如著名的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和过雪山草地，在后来描写长征的电影《万水千山》中，那位处处带头，不惧任何艰难险阻的“泰山营长“就是以”李祥“为原型的。此外还有类似于攻打腊子口等让世人为之惊叹的战斗，他也是冲锋陷阵，将生死置之度外。

而当时他也是多次身负重伤，经历一次又一次的生死危机。子弹刺穿过他的身体，炮弹也把他炸晕过，他硬是生生地支撑了下来，据他后来回忆说：“我看到身边的战友们一个又一个地牺牲，前一天还在有说有笑的交谈，下一天就突然没了，有的甚至仅仅还是一名孩子啊，一想到这里，我内心就万分悲痛，可是战争总要牺牲，作为一名士兵，你不去上谁去上。”

在一路披荆斩棘的颠沛战斗中，侯礼祥以出色的表现和卓越的贡献获得了多次荣誉，他一路追随杨得志，成为杨得志的得力属下，得到杨得志的多次提拔，后来胜任了红军团长这个职位。

在一个晴风万里的下午，一位留着“大胡子“的主席来到部队视察工作，因为当时想看一下部队的真实情况，所以就没有告诉底下的任何人。当时侯礼祥正在训练士兵，并没有注意到这位领导，等到结束后，“大胡子“主席来到他身边，对他和声讲到：“小同志，你能和我讲一下部队里的情况吗，战士们生活的情况如何，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也都可以来同我讲的。”

侯礼祥立即反应过来，这位留着大胡子的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周恩来，那个时期，周恩来经常留着又长又黑的胡子，因为人亲切又随和，所以大家都叫他”大胡子“主席，这在部队里大家都知道的。

周恩来

于是侯礼祥赶忙给领导敬礼问好，把部队里存在的问题和情况及时反应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对他的汇报和看法非常赞同，并十分看好他，鼓励他一定要好好干，革命也一定可以成功的。后来，在四川的一次战争中，侯礼祥不幸被敌人的刺刀砍中，身上流了好多血，当即就昏过去了，战友们赶忙把他抬到医疗队进行治疗，由于救治及时，没有什么大碍。

周恩来当时就在附近工作，听到了这个消息后还亲自去探望他，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定要好好照顾他。

即便是每天千篇一律的艰苦训练、各种纷杂的事情、甚至是随时面临流血与牺牲的明天，他好像永远不知疲惫与担忧的那样，用心过好每一天。

在1935年的中旬期间，前司令部第一军团宣传部长邓小平来他们这里做宣传的时候，需要做标语，当时正找不到人来帮忙，刚好侯礼祥经过，邓小平就把他喊过来打个下手。然后侯礼祥就帮他和石灰浆，提石灰桶，更有意思的是还帮他写了一个字。

邓小平忙完他手中的活过来他身边准备道谢，看到他写的一个字，便称赞道：“很不错的嘛，还会写字嘞，写得真的不错。”

侯礼祥露出憨憨的微笑说：“我是白字大王，光写白字。“

邓小平认真注视了一会儿，便回答道：“你写得很好，没有错的，不是白字。”

侯礼祥幽默的地答道：“邓部长，用这个石灰浆写出来的字都是白的，包括你写的也是哈。”

邓小平听到后，哈哈大笑，拍着侯礼祥的肩膀说：“你这人真会说。”

在长征过程中，由于自己负伤次数过多，甚至有一次直接被一颗子弹穿透了颈部，但好在没有伤到要害，侥幸地活了下来，但这些也落下了病根。

尽管后来他被提拔到了红一师第三团团长，自己强烈要求要上战场，但是上级顾虑他的身体始终没有同意。

1937年，侯礼祥被安排进入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在这个时期，他结识了好友许世友（开国将军之一）。他们经常在一起上课，一起讨论当时中国的局势，时刻关注着革命动向。

在深入学习和休养之后，他被调到中央警备团担任副团长，肩负起保卫党中央的重任。

侯礼祥在这里很开心，他可以经常见到毛泽东。那时候，毛主席经常没事的时候和他们聊天，互相谈论自己小时候的趣事，大家有说有笑。以至于后来，主席回想起来的时候，还能想起这段往事，以及当年那个笑得很爽朗的侯礼祥。

然而不久之后，一场突如其来的战斗就此改变了侯礼祥的命运，或许没有这场战斗，他的后半生就不会那么坎坷了。

在那场战斗中，由于敌军进攻得异常猛烈，他不幸身负重伤，已经无法再继续在前线战斗下去了，于是经过商议，省组织决定将他安排到江陵中心县委工作。

本来上级安排他在县委工作，但是那里的工作人员对侯礼祥却是各种怠慢，也不给他安排什么差事，所以侯礼祥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就走了，回到老家用自己辛苦攒的钱开了一间小茶坊来勉强维持生计。

后来革命胜利，侯礼祥非常激动。有时候乡亲来窜门的时候，侯礼祥就自豪地跟他们讲起自己的战斗历程，那段虽然艰难但却充满成就感的岁月。可是乡亲们看着眼前这个满是沧桑破败样子的侯礼祥，却是一点也不相信，对侯礼祥说：“你拿什么来证明呢？”

侯礼祥回答道：“这还不简单，在部队里待的那么长时间，我获得了很多荣誉证书和奖章。”

于是便回屋拿出相关证件，可是他怎么也找不到了。

这时，他突然想起来在一次次地辗转回家的路途中，自己的东西早就丢得差不多了，而那个承载着他过去所有为革命付出过的努力所获得的证书，以及能证明他身份的所有证件，也在一次动乱的街市中被小偷顺带走了。

但是侯礼祥不甘心自己不被人相信，不想被遭受非议，所以他就去政府寻求帮助，但是政府根本就不搭理他，没有什么相关证件，侯礼祥也根本没有查到这个人，认为他在撒谎。自从革命胜利后，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前来找关系，如果没有什么证据，政府的人也都置之不理。

可是那段自己为之奋斗、付出自己全部青春时光的历程，让他在每一个深夜都心痛不已，他不想一直被戴着一个“四类分子“的帽子，被乡亲们批判，被世人当作反革命分子。而且茶坊也破产了，他们一家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

最重要的是，她的妻子也没有在最落魄的时候离开他，而是陪着他，给他支持与鼓励。

所以，他决定，一定要为自己正名，不让家人跟着自己受累。

侯礼祥深知，自己根本不可能去北京见毛主席和周总理，除了路途经费贵，自己这种无名身份去了也肯定会被阻拦下来。他辗转多处寻求帮助，打听消息，而自己当年以李祥入党，现在是侯礼祥这个身份，大家根本就认为他在胡编乱造，最终也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他有时候也会想，自己会不会就这样了此一生，执着地追求换来的是不被认可的非议与误解，可是放弃又显得那么廉价，他不甘心，于是就一遍一遍的告诉自己，也许明天就有希望了。

终于在1961年的10月1日，侯礼祥在当天的报纸上看到了自己的老上级，那是曾经和自己关系非常好的杨得志将军。

于是，他决定先和杨得志将军写一封信，信中讲述了自己全部的部队经历。

据后来杨得志将军说，他收到过这封信，并且也回了一封，他自己当时看到也有些惊讶，因为自己的那位曾经有着深厚情谊的战友李祥，早就没有了什么消息，他也派人打听过，最后也没有什么进展，一直以为那位战友已经去世了。现在突然出现的侯礼祥在信中说得又那么真实，让他不得不动摇，于是将军就希望他能来济南见一面。

可是这封回信由于辗转多地，在那个交通不发达的年代，早就丢失了，于是他们又断了联系。

此后侯礼祥的信件也遭到了拦截，他们认为这是伪造的信件，将军平时工作繁忙，不应该一直因为这打扰将军。

过了一段时间，侯礼祥没有得到任何回复，等来的却是政府人员的一次次警告，被当地人视为头号反革命份子。

但是他依旧不愿意就此放弃，好不容易得到一点消息，决心前往济南。

为了节省路途费用，他睡在马路旁边，吃的也是干馒头和凉水，身上的衣服也破旧不堪，被人认为是乞丐。

火车晃晃荡荡终于来到了济南，下了火车，侯礼祥就急不可耐地前往杨得志司令所在的军区门口，这便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杨得志和自己的老战友交谈许久，杨老司令惭愧不已，没想到自己的战友经历那么多苦难，自己却没有及时处理。于是，他向上级说明了此事，并请求恢复侯礼祥的一切红军待遇。

后来，在杨得志的帮助下，侯礼祥终于恢复了应有的名誉的待遇。但是因为时间相隔较远，他脱离党组织也已几十年，始终没能恢复党籍，成为一大憾事。

但是，有些人是用时间轻易抹去的，犹如尘土。可有些人，终将被世人所崇敬，被历史所铭记。

或许像侯礼祥这样的红军故事还有很多，他们很多甚至不被人所知，但，英雄永不会被遗忘，那些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英烈们值得我们用一生去怀念和感恩。